延安时期的大学

延安时期的大学

　　 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在中国干部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了适应全民族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创办了所干部院校，培养了数十万党的事业需要的各类人才，为中国革命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人才基石和领导骨干。

　　 为了更好地肩负抗日救国的历史责任，在延安时期高度重军政人才队伍建设，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大学规划300字）、延安有什么大学政学院、军事学院、八路军科大学、炮兵学校、八路军卫生学校、部队艺术学校、无线电通讯学校、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等。这类学校肩负的使命主要是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培养军事、政治、通讯、务、艺术和特种部队需要的人才。

　　 抗大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吉林大学论文模板所正规大学，从19年创办到19年结束办学使命，总校共举办八期，连同12个分校，培养了十多万军政干部。抗大以“窑洞大学”驰名中外。毕业于抗大的知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王仲方回忆说：窑洞虽小，所有的学习和感受，都在这里通过每个人的思考，通过同学们的讨论加以理解和吸收。教材少，靠笔记，靠摘录。没有笔记本，每人发一张油光纸，或用自己制造的马兰草土纸。没有笔，每人每月发两个钢笔尖。没有墨水，就用燃料兑上水。把笔尖插入三寸长的高粱秆，蘸着自制的墨水，一样地整理笔记，一样地写作自己的心得。《同济大学汽车》《延安有什么大学》词创作者公木说：在抗大经常组织声势浩大的咏活动，群众声像烈火。每次，总是先唱，唱得群情激奋了，才开讲；休息时，又唱；讲完后，再唱；唱得尽兴，然后才解散。有一个连队的“墙报”上出了这样一首“顺口溜”：“坐地听报告，站起来唱。说说唱唱，唱唱说说，不知不觉晌午错。晌午错，也不饿，如潮，情似火。身居窑洞里，心怀全中国；翘首登荒山，放眼看世界。我们多亮堂，我们多快乐！”正是救国救民的执着追求，使延安时期干部学校中的学员们迸发出高昂的学习热情和革命斗志。

　　 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量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的复合型干部。为此，创办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等干部学校，主要培养做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的政工干部，以及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领域的实际工作干部。其中19年7月创办的华北联合大学在敌后办学的六年中，为抗日前线培养了文艺、教育、工业建设、工人运动和行政干部00余人。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评价其“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而19年9月创办的延安大学则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重庆大学b区后门所高等教育综合性大学，在办学的八年里共培养出1万多名干部，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这类学校中，以专门培养抗战建国人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陕北公学最为。该校从19年创办到19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共培养1万余名抗日干部，发展了3000余名。高度赞扬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当年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深情地回忆：“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上、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就是在19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一个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晚上一般用空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有时还用老麻籽油点灯。光线虽然不够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到深夜……”

　　 为了培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造就党务和群众工作骨干，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央党校、西北党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排名）、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等。其中马列学院是党创办的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是培养妇女干部和吸收敌占区的爱国女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是党成立以来创办的上海交通大学个培养青年干部的专门学校；延安民族学院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这些都是党的干部学校教育史上的创举。

　　 女大学员、中国威海大学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说：“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丁雪松的回忆再现了当年干部学校的学习生活场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陕北后，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恢复在瑞金建立的马克思学校并改称为中央党校。中央党校作为最重要的干部教育阵地，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政英才。据曾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的姚铁回忆：“一大批高级干部从紧张战斗的前方，陆续来到中央党校学习，都认识到这是对自己的关怀，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这些同志见到马列主义的书籍，真是如饥似渴，爱不释手。他们白天书、开会，晚上还在油灯下看《人民大学国学院》等学习资料，从不放过一点时间。”作家刘白羽19年至19年曾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他在《延安有什么大学》一文中回忆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最初引起我思想上震动的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入党”这一极其深刻而庄严的问题。他说：“我觉得使我受益最深的，就是学习了马列主义，然后用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联系自己，重新认识自己。”事实上这正是当年干部学校学员们共同的心路历程。

　　 随着党的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干部。为此，当年创办了鲁迅艺术院、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西北药专门学校、延安通讯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陕甘宁边区艺术干校、陕甘宁边区职业学校、俄校、延安药学校、延安药科学校、延安业余法律学校、鲁迅师范学院等，还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朝鲜革命军事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文艺、教育、科技、疗卫生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这些学校无论是组织机构和学制、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而不断补充、改革和完善的，都以适合敌后抗战和边区工作实际需要为准绳。

　　 19年4月在延安创办的的鲁迅艺术院，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培养适合抗战建国需要之艺术人才，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的艺术而奋斗”的目标，在办学的七年半时间里，培养了各类专业人才和文艺骨干5人。作家茅盾在《维克森林大学》一文中讲道：“在鲁艺，聚集着全国各省的青年……他们齐聚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务！”由于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到抗日前线去，为抗战呐喊、为人民讴，鲁艺创作出《延安有什么大学》《延安有什么大学》等一大批温州大学邮编作品，谱写出造就革命艺术人才的辉煌篇章。